1938年6月，在江苏的镇江和句容地区，日军的车队每日往来于卫岗至竹子岗的公路华利配资，他们的气势非常嚣张，因为他们的防备等同于无，之所以会有如此松散的表现，就是因为日军笃定在江南地区，根本没有任何军队能够伏击他们。
可事实上，新四军当时已经北上，并且盯上了经常走这一带的日军后勤部队，而带队盯着他们的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后来新中国的开国大将粟裕将军。
也是在粟裕多次侦察以及推演之后，最终在韦岗地区进行伏击作战，在短短25分钟时间内，就消灭了敌军的一半目标，完成了新四军挺入江南之后的第一场胜利。
1937年7月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入侵中国，因为国民党军无力抵抗，日军一路破关斩将，势如破竹。
1937年12月，日军占领南京后，骄狂自大，视中国军队如无物，他们在车站甚至不设哨兵，夜间门户大开，单个士兵甚至敢下乡横行无忌，他们之所以如此嚣张，就是因为日军认为，100余万国民党军队的接连溃败，已让中国再无抵抗之力。
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当时江南人民目睹苏州、镇江、芜湖、南京等地的沦陷，信心动摇，迫切渴望一支真正抗日的力量出现。
有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，就一定会有我党部队。
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新四军肩负开辟敌后战场的重任，挺进江南。
只不过，有着抗战的决心，也无法回避武器装备在客观上的差距，这支装备简陋的部队初到江南时，面临重重挑战。
虽然在1937年之后，国共开启了第二次合作，南方的游击部队也被整编为了新四军，可问题是，因为国民党右派的阻挠，新四军部队的武器装备其实并没有得到补充，还是过去我军在红军打游击时期的简陋装备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，我军跟日军的火力有着很大的差距。
日军当时的士兵身体素质并不强，可是他们全身装备比较完整，靠着硬件在战场上与我军打得有来有回，而日军有着大量的装甲部队，一旦装甲部队上场，我国军队在正面作战中是打不过日军的。
所以，伏击日军，既是为了完成既定的军事目标，也同样是为了补充武器装备，新四军北上江南，并不是简单的任务，将要面临的挑战很多，但如果成功，得到的成果也肯定很大。
1938年4月28日，新四军江南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，沿途还遭到国民党溃军朱永祥、陈德功的阻挠，让我军不要在北上，可是我军信念已定，按照原计划进行，历经艰辛，终于在六月初抵达镇江、丹阳、句容一带。
粟裕最早到达这一带，来到这里之后，他立即进行侦查，他通过侦察发现，日军车队在镇江至句容的公路上频繁往来，戒备松懈，这种状态，就为伏击战提供了绝佳机会。
有了想法之后，就立即进行落地执行。
伏击日军，其实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当时北上先遣的部队有一些新兵蛋子，他们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仗，所以要想把这一仗打好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天时和地利就要占据。
为了更好伏击日军华利配资，粟裕选择卫岗至竹子岗的公路作为伏击地点，这条蜿蜒的道路有一个巨大的特点，那就是两侧有竹林和山坡，地形隐蔽，适合设伏。
1938年的6月7日，粟裕在赣船山竹林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，决定以数倍于日军的兵力，出其不意歼灭车队，粟裕强调速战速决，利用日军轻敌心理，集中火力打击。
为了鼓舞所有指战员，他在会上回忆四年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艰难岁月，并且引用方志敏的诗句：
“雪压竹头低，低下欲沾泥。一朝红日起，依旧与天齐！”
在场的大量指战员都曾经是方志敏的老部下，听到粟裕提起方志敏的精神，他们立即士气大增。
6月7日拂晓，新四军部队悄然进入伏击位置。
上午8时20分，五辆日军车队驶入伏击区，为首是一辆黑色轿车，看到敌人进入伏击圈后，粟裕一声令下，顿时枪声四起，火力如墙，日军的卡车被迅速击毁，轿车也起火翻倒，而日军少佐土井、大尉梅泽武四郎等20余人立即被击毙。
随着作战开始，细雨浇湿战士们的衣衫，但他们的热血在心中沸腾，战士们投掷手榴弹，火焰与爆炸声交织，为了鼓舞士气，并且奠定这一场战斗的胜利，粟裕亲临前线，指挥战斗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名受伤的日军军官看出了粟裕是最高指挥员，于是猛地抽出指挥刀，向他后脑劈来。
看到日军冲过来的时候，警卫员机警开枪，击毙敌人，指挥刀落地。
随后，仍然有零星日军从草丛中扑出，战士们以刺刀迎战，最终全歼敌军，缴获三八式步枪20余支、军刀、军旗、钢盔10余顶、日钞7000余元及其他军需品。
从客观角度来说韦岗伏击战规模虽小，却如惊雷震慑日军。
比如，镇江日军指挥官接到卫岗遇袭报告，他们误以为遭遇我军的现代化大部队，因此紧急调遣1000名士兵、坦克数辆、大炮数门、飞机3架增援，但当日军赶到时，只看到烧毁的汽车和尸体，新四军早已撤离。
日军的骄狂轻敌，导致判断失误，增援扑空，暴露了其指挥僵化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场战斗揭开了日军脆弱的事实。
当时日军在江南的统治看似稳固，但卫岗伏击战揭露了其脆弱性，日军以为占领南京后可高枕无忧，却未料到新四军的游击战术能如此精准致命。伏击战后，日军被迫加强戒备，车站增设哨兵，行军部署侧翼警戒，单兵下乡的现象减少，就让老百姓们过多了几天好日子。
而韦岗伏击战的胜利，影响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，迅速改变了江南人民对新四军的看法。
凯旋的战士回到宿营地后，周围数公里的群众蜂拥而至，他们围观三八式步枪、军刀、军旗等战利品，赞叹新四军的英勇，群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，他们纷纷传起了民谣：
“吃菜要吃白菜心，当兵要当新四军”
民谣开始在村庄流传，让越来越多的青壮年踊跃参军，父老乡亲们感念新四军，主动为新四军送茶送水、传递情报、救护伤员。
扎根在了江南之后，新四军也没有让人民百姓失望。
在1938年的6月至8月，新四军第二、第三支队在江南作战数百次，取得新丰、新塘、句容城、永安桥、小丹阳、江宁、当涂、禄口等胜利。
根据统计，在1938年，新四军在三个月内歼敌近7000，俘虏900余，缴枪2000余支，毁车190辆、汽船9艘，这些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，更是激发了江南人民的抗战热情。
而新四军的战绩也改变了国民党当局的态度。
国民党军在江南接连失利，苏州、镇江、芜湖、南京沦陷，忠义救国军号称6万人却不敢抗敌。相比之下，新四军以劣势装备屡创佳绩，迫使国民党高层重新审视这支部队。
1938年6月，蒋介石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，称其“以有进无退之决心，精忠报国，至甚嘉慰”。
1939年2月，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电贺叶挺，赞其“英勇杀敌，斩获奇巨，至堪嘉许”。
在平时，这些国民党的军事高层绝对不可能对我党部队有如此高的评价，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态度转变，就是因为民心所向，做到了国民党军却做不到的事情，他们也不得不给予高度评价。
韦岗战斗之中，也完完全全体现出了粟裕大将的作战风格，经过了多年游击经验之后，粟裕已经开始适应了快速的运动战，因为粟裕就是参谋出身，所以每一次作战的时候，他都会亲自侦察地形，如此一来，侦察工作就会带来巨大的回报，这种回报就是，完全了解敌人的状况，也能够让粟裕第一时间在脑海里面完成推演。
这就让粟裕能够充分发挥我军的战术与组织的优势。
比如，粟裕的伏击战术充分利用地形和敌军弱点，速战速决，出其不意，在这场战斗中，他选择隐蔽的公路地形，以优势兵力集中火力，瘫痪车队，让日军的部队不能够前进，他们只能在这里继续被我军围困，然后被迫反击。
在战前的时候，士兵们也接到了严格的培训，他们知道看到日军的汽车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打穿日军的轮胎，让这些汽车无法前进，因为道路狭窄，日军的弱点很快就会暴露出来，我军居高临下，加上强大的火力配合，日军就算穿着防弹衣，也无法逃避被我军歼灭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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